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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大学自主创新团队先进事迹报告会

发布时间:2011-10-19 13:02| 发布者: 王凤良| 查看: 7006| 评论: 42 |来自: 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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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大学自主创新团队事迹报告团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解放军总装备部和湖南省委联合组成,在全国各地、各军兵种做巡回报告。以下是发言的摘编。
 
为国争光的自主创新团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科研部副部长 刘波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哈军工”。学校从创建那一天开始,就把为国争光、自主创新作为一代又一代科大人的崇高使命和不懈追求。从“哈军工”到国防科大,学校历届党委始终坚持用党的理论和优良传统育人铸魂,瞄准世界一流水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打造了以8个国家创新团队为代表的高水平科研队伍,取得了以“天河”一号为标志的5000多项科技成果,形成了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精神。今天的国防科大,日益成为国家和军队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在长期的科研攻关实践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只有把祖国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发展、军队的强大作为职责使命,自主创新才有不竭的动力,才能创造一流的业绩。

上世纪70年代,计算机技术有了很大发展,高性能计算成为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战略能力的重要标志。当时,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巨型计算机,勘探出来的矿藏、石油数据资料,都要送到国外去处理,不但花费昂贵,而且无密可保。

1978年,小平同志掷地有声:“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在听取关于计算机问题的汇报时,他提出由国防科大承担亿次机研制任务。那时,我们只研制过百万次计算机,跳过千万次,直接研制亿次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当时的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慈云桂教授立下铮铮誓言:“就是豁出这条老命,也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巨型机搞出来!”那是一段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的岁月。5年的顽强拼搏,5年的日夜奋战,慈教授和他的战友们攻克了数以百计的理论、技术和工艺难题,提前一年完成研制任务。

1983年12月26日,我国首台亿次计算机通过国家技术鉴定。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将军把这台机器命名为“银河”。银河亿次机的诞生,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能够自主设计和制造巨型机,中国人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垄断。我们把这台机器叫做“争气机”,它为国家争了气、争了光,争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只有勇攀高峰、敢于超越,把自主创新目标定位在世界一流水平,才能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成为世界高新技术竞赛场上的领跑者。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改变我国雷达信息处理技术落后状况,郭桂蓉教授带领团队,几百次下部队、上海岛,采集数据,调试设备,艰苦鏖战20多个春秋。有一年春节来临,郭教授和项目组前往东海之滨某雷达站采集目标数据。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盘山路上的雪没过了膝盖。大家看着身边一大堆仪器设备,一筹莫展,郭教授毅然扛起一只大箱子,说:“走,咱们今天就是爬,也要爬到山上去!”他们一步一喘,硬是靠肩扛背驮,把十几箱仪器设备运到了山上,不到3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5个多小时,身后留下了一行行艰难跋涉的脚印。他和团队研制的雷达信息处理系统,被国内外同行称为“难以想象的奇迹”。正是凭着这种不畏艰险的勇气,从“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到“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从超精密加工技术到环形激光器,从新体制雷达技术到“北斗”用户机,从核心路由器到麒麟操作系统,从磁悬浮列车到无人驾驶汽车,我们一次又一次登上了科学技术的高峰!

2007年9月,我们作为总体单位,承担了一项重大科研任务。项目涉及机械、控制、光电、信息等10多个学科专业领域。我们围绕建立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智力聚合的协作攻关机制,成立行政、技术、质量三条指挥线,汇聚全校精兵强将,联合全国多家科研单位,组成了一支有院士、专家和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联合舰队”。工程研制进入决战阶段,仍有一项关键技术尚未取得突破。我们把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吉林等地的专家请到一起,进行技术会诊、测试验证,终于拿出了最佳解决方案,保证了任务的如期完成。

强强联合的“加法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几何效应”。在这样的集体会战中,有蜚声海内外的著名科学家、两院院士,还有许多学科领军人物,他们虽然都是权威,但甘愿做沧海的一滴水,汇聚成科技创新的滚滚洪流!

攀登科技高峰,不仅需要付出智慧和汗水,更需要经得起得与失、苦与乐的考验。只有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才能书写出人生的辉煌。

我们坚持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和“银河精神”,时刻把责任扛在肩头,把名利放在身后。几十年来,在教学科研战线,许多人牺牲了假日的悠闲,舍弃了家庭的温馨,推迟了婚期,耽误了治病,放弃了出国深造,许多同志把青春甚至生命无怨无悔地献给了事业。

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之所以能心无旁骛干事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组织的关怀、领导的关爱。我们的老院长陈赓大将对知识分子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在生活上格外关照。建校之初,住房非常紧张。当时,学校建成了六栋带地板和卫生间的小楼,老院长把原本分给他的房子让出来给专家教授,而自己却住在一间不到4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从“哈军工”到国防科大,这种为教学科研人员端盘子、搭梯子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肩负起强军兴国的神圣使命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孙广富

在多年的科研实践中,我深深地感到,作为国防科技工作者,只有把个人的价值追求融入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才能有效履行自主创新、强军兴国的神圣使命。

我们坚持把国家的需要作为科研的方向,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中,勇挑重担、敢当先锋。

卫星导航定位是一项事关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技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启动了自己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工程。然而经过十多年的攻关,地面关键设备技术迟迟未能突破。

1995年6月,我们带着自己的技术方案,敲开了“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院士的门。这份方案让他眼睛一亮,认为方案出奇大胆。陈院士与众多专家反复论证,最后在方案审核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很快,我们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年轻团队,在庄钊文教授的带领下,从一笔鼓励尝试的4万元经费起步,在一张白纸上开始探索。经过6年的奋战,我们成功攻克了地面关键设备技术,推动了我国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紧接着,我们再度出击,研制出“北斗”系列用户机。

我们坚持把时代的召唤作为科研的动力,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勇立科技发展时代潮头。

长期以来,我国操作系统一直被外国垄断,研制自己的操作系统,维护国家信息安全,迫在眉睫。

早在2000年,廖湘科教授就带领团队开始向计算机操作系统这一科技高地发起冲锋。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们废寝忘食,不分昼夜,鏖战在计算机软件王国。

操作系统测试进入最后关键阶段,研究员小戴从电话里得到女儿出生的消息。刚结婚时,小戴和妻子曾经有个约定,将来不管怎么忙,生孩子的时候,一定陪在她身边。一边是亲情的呼唤,一边是使命的召唤。他把牵挂深埋在心底,坚守在实验室。一个星期后,麒麟操作系统终于问世。他匆匆赶到医院,一把抱住妻子,久久说不出话来。看着满脸疲惫的丈夫,妻子说,你终于来了,给宝宝取个名吧。他说,就叫安琪吧,庆贺麒麟操作系统和我们的宝贝平安诞生。

陈火旺院士是我国软件领域的拓荒者,他编著的编译原理一书,成为高等院校软件人才培养的经典教材。陈院士夫妻俩长期担负软件开发研制任务,顾不上自己孩子的学习。儿子高考前,班主任找上门说,你们哪怕抽出一点点时间辅导,孩子就有希望考上大学。妻子找来一块小黑板,开始给儿子辅导功课,每天到深更半夜。当时一项软件正处在研制的节骨眼上,陈院士冲着妻子嚷起来,你这样下去,程序什么时候能编完。妻子含泪收起小黑板,硬起心肠避开儿子期盼的目光,一头扎进了实验室。软件如期编成了,儿子却没有考上大学。这样的事,学校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的科研人员,以惊人的毅力和超常的付出,一次次向科技前沿发起冲击。面对父母、爱人、儿女,我们心有歉疚;面对祖国和人民,我们问心无愧!

我们坚持把打赢的难题作为科研的课题,在解决部队建设重大科技问题和技术瓶颈中,时刻争当冲锋陷阵的勇士。

每年,我们学校都要组织“博导部队行”活动,上百名博士生导师下一线部队,走边海防,深入训练演习场,搞调研,开展技术服务。1997年,学校的几位数学专家来到测控部队,发现他们使用的还是传统的测距测速定位方法,雷达设备体积庞大,测量精度也不尽如人意,一个测控站点需要官兵长期驻守维护。这种状态能不能改变呢?我们的专家回到宿舍就开始讨论起来。经过反复推算验证,终于得出了核心数学公式,并用这个公式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测速定位方法。以前需要在深山中坚守才能完成的任务,如今只要带上车载雷达就可以轻松实现。测控站点逐渐撤销,雷达官兵走出了大山。一个数学公式带来了一支部队的改变,显示了科学技术在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中的巨大威力!

指挥控制技术是信息化作战的“倍增器”。从2004年开始,老松杨教授把这一技术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以天天“白+黑”、周周“5+2”的工作状态,奔走在办公室和实验室之间。连续超负荷的工作,让他的健康频频亮起红灯。三十几岁的他,走路已显出老态。他主持研制的智能交互式通用指挥平台,在重大演习中大显身手,为我军打赢信息化战争提供了又一利器,在自主创新的征程上创造了新的业绩。
 

向着世界科技高峰不断攀登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胡庆丰


2010年11月17日,第三十六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在美国新奥尔良发布,我们研制的“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系统,以峰值速度每秒4700万亿次、持续速度2566万亿次的优异性能,雄居世界第一,我们把五星红旗插上了超级计算世界之巅。

在高新技术诸多领域,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垄断地位。我们瞄准前沿、勇创一流,努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当前,世界超级计算已进入千万亿次时代,要登上超级计算顶峰,就像在高原上登高山,难上加难。

如果把超级计算机比作一栋大厦,设计这栋大厦的结构,就成为全部工作的关键。杨学军教授带领我们,围绕超级计算机体系结构这一关键技术开展了研究探索。2006年,杨教授撰写的论文,在国际上首次系统论述了流处理器应用于科学计算。根据这一研究成果,我们在“天河”一号上设计了CPU+GPU的异构协同计算技术方案。将这两类处理器捆绑起来,看似简单,但要实现最佳效率,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记得进行第一次实验,GPU的计算效率仅实现20%,结果令人沮丧。为了提高GPU的效率,我们一天到晚紧盯着屏幕,从浩如烟海的数据中,捕捉一次次优化的机遇。主任设计师杨灿群简直到了着魔的程度。有一天深夜,他突然想起白天的一组数据可能有问题,连忙跳下床就往外冲,妻子吓了一大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跟着就往外跑,大声喊怎么啦,他像没听见一样,一路跑到实验室,打开电脑,查看实验数据,果然有了新的发现。杨灿群高兴得大喊起来,找到了找到了。回头一看,才发现妻子目瞪口呆地站在门口。就这样,经过8万多次实验,GPU的计算效率一步步提高到70%,创造了世界GPU计算的最高效率。

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在挑战和超越中实现。我们敢于打破迷信、挑战经典,不断抢占科学技术制高点。

上世纪90年代,一位国外技术权威断言,在雷达极化研究领域,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很难取得突破。博士生王雪松在选择研究方向时,决心向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极化理论发起挑战。整整5年,他迎着怀疑的目光,顶着巨大的压力,终于建立起“瞬态极化”理论体系,国内外许多专家认为它“完全颠覆了传统”。

上世纪90年代,贺汉根教授带领团队从零开始,研制出我国首台高速无人车。当大家正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贺教授却已经在思考更远的问题了。国外一位著名专家推断,无人车的最高时速只能达到70公里。贺教授经过反复的计算和试验,认为这位专家的结论是片面的,突破这个时速极限是完全可能的。2007年,他和团队研制的无人车,最高时速达到170公里,成为当时世界无人车第一速度。中国人又一次打破技术迷信,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高科技的竞赛场,容不得亦步亦趋、照搬照抄。我们敢为人先、追求卓越,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开始超精密加工的技术研究,造出了世界上性能最好的芯片和一批尖端武器装备。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还在沿用传统的手工作业方法。面对这巨大的差距,是墨守成规,还是另辟蹊径。李圣怡教授和团队开始了艰难的超越之路。为了研制超精密加工设备的核心部件抛光轮,大家绞尽了脑汁。一天,彭博士在家吃饭,冒着热气的高压锅让他顿生灵感,抛光轮和高压锅不仅相像,工作原理也很相似。他放下饭碗,抱着高压锅就跑向实验室。就这样,他们跨过一、二代制造加工技术,研制出磁流变和离子束抛光装备,使我国光学加工一举进入纳米精度时代!

在校园里,我们常常看到一位穿一身绿色作训服、解放鞋的老人,他就是环形激光器技术团队的领军人物高伯龙院士。20世纪60年代,美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环形激光器,引起了世界光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我国许多单位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但都因基础工艺过不了关而先后放弃。高院士说,如果我们不干,就可能给国家留下空白。1994年11月18日,我国第一台环形激光器通过国家鉴定,高院士“30年磨一剑”,终于大功告成。


团队协作催生科研硕果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航天与材料工程学院教授 闫野

多年的科研工作,使我深切体会到,任何一项重大创新都离不开团结协作。

现代科研工作是集体事业,一个人本事再大,离开集体将一事无成。我们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一块砖、任党搬。

1999年,我们承担了先进推进技术研究项目,火箭发动机燃烧时耐高温与隔热,是我们遇到的最大技术难题。这一问题涉及航天技术和材料科学两个学科。当院领导提出整合两个学科力量联合攻关时,两个团队的负责人一致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两个团队的科研人员,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走到了一起。

两个学科的融合,两个团队的协作,产生了巨大的创造力。很快,一种新型陶瓷复合材料研制成功,其耐高温性能比原来大幅提高,重量减轻了1/5,研制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我们每个人都自觉发扬螺丝钉精神,党叫干啥就干啥,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年过八旬的赵伊君院士,在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先后17次改换专业和研究方向。每一次转行都是一次挑战,每一次转行都是一次超越。上个世纪80年代,组织上安排他牵头负责激光技术研究。这时,他年近花甲,已在核物理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再次改换专业,意味着再一次从零开始。是守成现有的事业,还是开拓新的领域,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的专业方向,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重大的科技创新成果,往往是几代人不懈奋斗、大家协作攻关的结果。我们许多老专家老教授甘为人梯、愿做绿叶,为年轻人成长成才铺路搭桥。

在我们学校,传颂着许多老专家培养、举荐年轻人的佳话。1994年3月的一天,31岁的教员杨学军,被任命为“银河—Ⅲ”的总设计师。力荐杨学军当总师的是卢锡城院士,他曾是“银河—Ⅱ”的主任设计师,本是总师的理想人选,但他却说,计算机是年轻人的事业,应当让年轻人来挑起这副重担。杨学军30岁刚出头,在计算机研制方面展现出了特殊的才能,可以干好几代银河机,对国家有利,对民族有利,对事业有利。杨学军不负厚望,先后担任多代高性能计算机系统总设计师,带领团队登上了世界高性能计算技术的“珠穆朗玛峰”!

老专家老教授不仅把年轻人“扶上马”,还满腔热忱地“送一程”。他们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了几十年的宝贵经验、实验方法、技术资料和盘托出。当任务需要时,二话不说披挂上阵,为年轻人做助手当配角。刘普寅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身患癌症住院的最后日子,学生们去看他。刚从昏迷中醒来的他,忍着剧痛与学生们探讨起前沿学术问题,有时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壮志未酬,他便匆匆走了,可他给学生们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精神财富。正是这样的传帮带,我们不仅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涌现出的一批年轻学术带头人,成为自主创新的绚丽之花。

自主创新是一项艰苦劳动和创造性实践,注定要比常人付出的更多。我们总是不计名利、默默奉献,心中装着国防科技事业。

当年研制“两弹一星”,一大批科学家隐姓埋名。如今,在我们学校,这样的人也很多很多。完成大工程大任务,少则三五年,多则十余年,但报奖时,只有少数人能挂上名。作为科研人员,成果奖既是工作评价的重要尺度,又是职称晋升的主要依据,但大家还是相互谦让。大家说,荣誉是集体的,能够参加大工程大任务,我们很幸运,很知足。

在我们学校,还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干的活虽然不那么起眼,但为国争光的奖杯有他们的一份汗水。技工邹长莉,每天俯身于放大镜上,焊接着电路板上芝麻粒大小的元器件,她焊接的每一个点、每一块电路板,都关系到整个研制攻关的进程。这份工作,她一干就是33年。和邹长莉有着相同经历的,还有很多。这样的工作,虽然没有轰轰烈烈,但同样需要超常的坚持,需要无私的付出。


感悟创新之魂

新华社记者 白瑞雪

2003年秋天,当我第一次走进茫茫戈壁滩中的航天港时,我惊奇地发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七大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当中,近一半毕业自同一所学校——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似乎有些神秘的国防科大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能够培养出这么多顶尖领域里的顶尖人才?又是什么样的文化熏陶,能让这些人才汇聚到需要经年累月默默付出的航天事业中来?带着这些问题,我走入湘江之畔的国防科大,走近了一群可爱的国防科研工作者。

这个群体的品质忠诚不渝,他们用关键时刻的人生选择告诉世界:忠诚自己的祖国,忠诚自己的事业,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担当。

被称为我国巨型计算机之父的慈云桂教授,曾主持研制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奠定了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基石。

1969年,“远望”号测量船中心计算机即将研制,慈教授参加论证会。专案组规定,只能听,不准发言。当会议为这台机器的运算速度要达到50万次还是100万次而争论不休时,科学家的责任,使他无法保持沉默。他不顾专案组人员的阻拦,站起来大声说,50万次太少,应该搞100万次的,只要党和人民信得过我,100万次的计算机一定能够搞出来!10年后,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成功问世,为完成我国首次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个群体的步伐波澜壮阔,他们用一次次追求卓越的经历告诉世界:前进路上最宝贵的财富,在于超越的勇气和信心。

在国防科大,我听说了一个“自己砸自己饭碗”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国著名光学测量技术专家于起峰院士。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光测技术还停留在胶片记录、人工判读的阶段。先进的光测技术,成为于起峰研究的重要方向。千辛万苦,于教授终于成功研制出数字光测胶片判读分析系统。鉴定验收方认为这是一套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光测装备,于教授自己却坦陈,这套采用胶片记录的系统存在处理周期长、成像质量欠佳等缺点。为了克服这些不足,他随后进一步提出了直接生成数字图像的设想。

很多人感到不解。刚研制成功胶片判读系统,就鼓动大家甩掉胶片,这不是在砸自己饭碗吗?于起峰说:“搞科研就是要敢砸自己的饭碗,如果大家都端着老饭碗不放,科学就永远得不到进步。”凭着这种敢于砸“饭碗”的气魄,他带领团队使靶场光测装备的测量方法实现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手工到自动、从三维测量到六维测量的飞跃,实现了40年来我国靶场判读系统的重大变革。

这个群体的情怀博大深远,他们用穷其一生的追求告诉世界:以事业丈量生命,生命的价值将因为事业而不朽。

1983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亿次以上的“银河”巨型计算机在国防科大诞生。它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世界研制巨型计算机的行列。

为了设计出高水平的计算机运算控制系统,青年讲师俞午龙连续5天5夜没合眼。第六天深夜,从梦中醒来的妻子发现他还在着魔似的伏案工作,一把抢过书桌上的图纸说:“你再这样拼下去,我就把这些图纸剪碎了!”第二天一早,俞午龙就出差去了黄山。谁也没想到,他病倒在黄山脚下,再也没能回来。在国防科大,把年轻生命献给银河巨型机事业的有20多人。

当我和国防科大的科研工作者们面对面,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他们,很难讲出新闻记者所喜欢的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仿佛成功的唯一秘诀就是坚持——坚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奇迹就这样诞生了。其实,这个关于坚持的故事,是中国科技工作者们共同的故事,它体现在每一行奥妙无穷的数学公式里,每一轮披星戴月的加班里,每一次风雨无阻的试验里。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步伐,就在这些没有故事的故事里,悄然前行。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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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游客 2012-11-22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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