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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光:他们铸造共和国的核盾牌

原作者:国防科技大学 周世光教授


发布时间:2015-6-15 13:11| 发布者: 王凤良| 查看: 2462| 评论: 0


  《世界军事》按:2014年12月,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加全军装备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加快构建适应履行使命要求的装备体系,为实现强军梦提供强大物质技术支撑”,并指出:“在战争制胜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军事技术不断发展,装备因素的重要性在上升,人的因素、装备因素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人与装备已经高度一体化,重视装备因素也就是重视人的因素。”2015年1月9日,习近平在参加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时,又亲自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颁发了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于敏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杰出的领军人物之一,曾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两弹,最早是指原子弹和导弹,后来是指包括原子和氢弹在内的核弹与导弹,一星是指人造地球卫星。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是新中国在极不寻常的时期,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所做的战略决策。“两弹一星”的成功以及后来的不断发展,是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杰出的科学家,以及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等方方面面建设者以身许国共同努力的结果。
  “两弹一星”意义重大,邓小平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两弹一星精神”是科技强军的宝贵财富,铭记为研制“两弹一星”奉献青春、热血,甚至献出生命的那一代人,既是对先辈业绩的缅怀,更是对今时今日在中国军队科技前沿工作的科学家的致敬。他们埋头工作默默无闻,但他们的头脑每天都充满风暴,用智力铸造国家的铜墙铁壁。
  本专题作者周世光教授本人就是我国著名的军事科技专家,是为中国军队科技强军作出巨大贡献的一分子。周教授亲自为本刊撰稿,介绍“两弹一星”的发展,述说“两弹一星”科学家及方方面面参与者的故事,是对本刊的信任。我们也愿意周老的文章能得到更多的关注,让更多的人更深入地了解强国强军科技前沿默默奉献的英雄,让更多的人立志成为这样的英雄。


铸造“核盾牌”

周世光

  铸造“核盾牌”是一个不断努力持续前进的过程,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跳进”,最终赶在核不扩散条约前成为核大国,奠定了今日中国安定繁荣发展的安全基础。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9月,美军仁川登陆后长驱北进,战火烧向鸭绿江,中国被迫参战。10月18日夜,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赴朝作战的290多万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2年又282天,以伤亡数十万人的代价,将敌军赶回“三八线”以南;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损失,为其对日太平洋战争损失的2.3倍;“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队,战胜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美国陆海空三军。
  1953年1月,毛泽东在审议中国“一五”计划时说:“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和军工生产。朝鲜战争证明,已不能靠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了。”
  美军在朝鲜遭中国志愿军痛击时,麦克阿瑟曾叫嚣“要在中国东北扔几颗原子弹”。杜鲁门也扬言,要对中国使用“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任何武器”。1953年,艾森豪威尔更下令将核炮弹运到冲绳。面对如此露骨的核讹诈,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5年1月,毛泽东为首的开国元勋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铸造共和国的核盾牌。1960年2月,他认可了中央军委提出的“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从此,中国举全国之力,从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留下的一批“不足半拉子”项目开始,全力研制“两弹一星”。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美国国防部长立即安抚其盟国:不必害怕,中国“有弹无枪”;并预言,中国5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至少10年才能有核导弹。但事实证明,中国仅用2年零11天,就获得了核导弹试验的成功,创造了世界纪录,粉碎了美国的“预言”。而相同的事情,美国用时12年,苏联6年。
  1966年,中国进行核导弹试验前,先进行了导弹定型鉴定和引爆系统飞行试验,安排了2次靶场合练、安全自毁和原子弹“冷试”飞行试验。在做好充分准备后,导弹研究院院长钱学森保证院导弹中途不会掉下来;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保证:万一核弹头中途掉下来也不会在地面爆炸。周恩来总理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中国同样仅用2年零8个月的时间,且首枚氢弹就实现了“1100”的预期目标:总重小于一吨,威力大于100万吨TNT当量(1952年,美国爆炸的首枚氢弹重65吨、2层楼高;1953年,苏联爆炸的首枚氢弹威力仅为40万吨TNT当量),这在5个核大国中也是最快的。做同样的事情,美国历经7年零3个月,苏联4年零2个月,英国4年零7个月,法国8年零6个月。现在公认,解决中国氢弹理论和武器设计难题的关键人物是于敏和邓稼先。
  1988年“巨浪”-1号(JL-1)潜射弹道导弹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建成了第一代自卫核反击力量。此后,又研制成功中子弹,固体推进的第二代战略导弹,发射了多种人造卫星,成功进行了导弹反卫星试验和陆基反导试验。
  “两弹一星”是镇国之宝,决定国家命运;其威慑力使外敌从此不敢入侵,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也为中国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安全基础。时至今日,美、日、印等国仍看不起中国的常规武器,但却非常忌惮我们的核武器。可见“两弹一星”的持久战略威慑力。
  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等媒体称,日本“购买钓鱼岛”前后,中国成功试射了四型12枚洲际弹道导弹——
  2012年8月16日和2013年12月22日,共射2枚“巨浪”-2号(JL-2)潜射固体推进远程弹道导弹,可携带分导式多弹头,射程8000多公里;
  2012年8月20日和2014年7月31日,共射2枚“东风”-5甲(DF-5A)液体推进洲际弹道导弹,射程1.4万公里,携带分导式多弹头;
  2012年8月30日、11月30及2013年7月24日、2014年7月31日,共射4枚“东风”-31甲(DF-31A)固体推进洲际弹道导弹,射程1.12万公里,可携带分导式多弹头;
  2014年9月25日试射一枚增程型、多弹头“东风”-31乙(DF-31B)洲际弹道导弹,并称目前全球仅中、俄能生产此种多弹头分导、机动、固体推进洲际导弹;
  2012年7月24日、2013年12月17日和2014年12月13日,共射3枚“东风”-41(DF-41)固体推进洲际导弹,射程1.4万公里,携带分导式多弹头,可覆盖美国全境的目标。
(编辑:李雷)


中国“核盾牌”的“铸造进程”


  • 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苏联的“东风”-1号(DF-1)短程弹道导弹试射成功。
  • 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东风”-2号(DF-2)近程弹道导弹试射成功。
  •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成功,装药为U235,威力2.0万吨至2.2万吨TNT当量。
  • 1965年5月14日,中国首次由轰-6飞机空投核航弹试爆成功,装药为U235,威力2.0万吨至4.0万吨TNT当量。首次核爆后7个月,中国就有了可实战使用的核武器。
  • 1966年10月27日,中国境内首次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核导弹从酒泉发射,在本土上空飞行894公里,于9分14秒后到达罗布泊核试验场上空596米处发生核爆炸,威力1.2万吨至3.0万吨TNT当量。这是一次全当量、全射程、正常弹道、低空爆炸,符合实战情况的“热”试验。
  • 1967年6月17日,中国首次氢弹空爆试验成功,威力330万吨TNT当量。1970年3月5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非核国家保证不制造核武器,也不能接受其他国家核武装的转让”。此前中国已适时研制成功核弹和运载工具,成为真正的核大国,不受其制约!
  • 1970年4月24日21点53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该卫星重173公斤,运行轨道距地球439千米∕2384千米,倾角68.5度,绕地球一圈需时114分钟。
  • 1970年12月26日,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下水,1974年正式服役。
  • 1980年5月18日,中国洲际弹道导弹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580试验”)成功。运载火箭从酒泉发射,飞行29分57秒后,模拟核弹头的仪器舱准确溅落在南太平洋预定海域,并由直升机打捞回收。该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是屠守锷。
  • 1988年9月15日,中国第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巨浪”-1号(JL-1)潜射弹道导弹试验成功。

 



献智于国

周世光

  两弹一星”精神的第一条,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中国开始研制“两弹一星”时,无工业基础,缺乏资金,西方封锁,苏联突然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建国初期,全国的大学生(毕业和肄业的)仅约为30万人。人才的缺乏成为最大的问题。23位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除于敏、钱骥、周光召外,均曾在美、英、法、德和苏联留学。一些人已在国外功成名就。但为了振兴中华,响应了祖国的召唤,他们毅然回国,隐姓埋名,默默效力。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知识分子的楷模。

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大会,授予及追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回国不需要理由”

  23 位科学家中,有些人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回到了祖国。被誉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中国两弹之父”的钱三强,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 年赴法留学,师从约里奥·居里夫妇,1940 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6年发现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并对三分裂机制作出合理解释,深化了人类对重原子裂变反应的认识,获得国际原子核物理界一致赞誉。约里奥·居里夫妇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钱三强)最为优秀。”
  1948 年,钱三强回国,先后担任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后名原子能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核工业部副部长等职,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1955 年1 月1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和李四光应邀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汇报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概况和我国近年所做的工作,并做了铀矿石放射性测量的演示。
  钱三强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研究组建队伍,亲自邀请王淦昌、邓稼先、于敏等人担负重任,协调选拔大批科技骨干人才;组织协调重大科研项目;协助北大、中国科技大办起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专业,支持清华创办工程物理系,为培养大批核科技核工业后备军队伍作出了重要贡献。
  彭桓武,1935 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赴英留学,1940 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5 年又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他的导师是获1954 年诺贝尔物理奖的M·波恩;一位师兄是获1938 年诺贝尔物理奖的E.费米(被誉为“原子反应堆之父”);另一位师兄是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技术负责人奥本海默(被誉为“原子弹之父”)。1941 年8 月至1943年7 月,彭桓武和海特勒、汉密尔顿合作,发表了HHP理论(HHP是作者姓名的首字母,主要工作出自彭桓武),对宇宙线进行较系统的解释。1948年,经薛定谔(1933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和海特勒的推荐,33岁的彭桓武当选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但彭桓武谢绝了薛定谔指导博士生的邀请,已于一年前(1947年)回国。回国后,他历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参与并组织领导了“两弹一星”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回答记者“彭院长,您在英国已是知名科学家,为什么要回国?”的询问时,彭桓武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回祖国并为她的富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呢?”
  王淦昌,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59年3月9日,王淦昌等人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发现超子的反粒子反西格玛负超子。1961年起,他调入核武器研究所(院)、化名王京,在北京、青海的爆轰物理实验场隐姓埋名17年,指导、参加原子弹、氢弹研究试验。他历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等职,为“两弹一星”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以前归国、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还有赵九章、屠守锷、王大珩、任新民、陈芳允、黄纬禄6人。

“我们中国要出头”

  建国后归国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科学家中,朱光亚不得不提。朱光亚1945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1946年赴美国留学。中国核科学技术主要开拓者之一,曾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50年2月,朱光亚获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临行前,他联络51位留美学生写的《给留美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1950年3月15日出版的第3卷、第8期《留美学生通讯》上发表。信中写道: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灿烂光辉文明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浇灌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了,我们的名字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这是集结号,让原本摇摆未定的一批留美学子受到感召,选择了新中国!
  程开甲,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师从M.波恩、与彭桓武同门,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留英工作。程开甲1944年在爱丁堡完成的《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论文,由于狄拉克(1933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这位权威人物“目前基本粒子太多……更不需要重介子”的误判,未能公开发表。后来,外国某人的一个重要实验使S·L·格拉肖等3人同获1979年度诺贝尔物理奖(基本粒子间的弱电相互作用理论),实验测得的新粒子质量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
  程开甲1950年8月回国后,历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基地副司令员;设计、主持了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试验,首次导弹核武器试验,首次地下平洞试验,首次地下竖井试验,首次增强型原子弹试验等,被誉为“核试验司令”。
  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7年赴美留学,1950年8月获普渡大学博士学位,9天后就毅然回国。1950年至1958年,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原子能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58年,钱三强对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我们认为让你加入这项重要工作是合适的选择。邓稼先立即同意。当晚他对夫人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1979年9月13日,中国空投氢弹试验,因降落伞未打开,导致氢弹摔碎,试验失败。邓稼先前往处理事故,将氢弹中强放射性部件抱回,受到超剂量核辐射引起癌症,于1986年病逝,享年仅62岁。他的遗言是:“别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提前20年”

  建国后归国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科学家中,钱学森最为著名。钱学森,1934年上海交大毕业,1939年获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师从世界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28岁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在美国拥有很高的地位、优厚的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但当他1950年提出回国的要求后,却立即遭到审讯、监禁、迫害并失去人身自由。此后,他抗争5年、并经我国家最高领导层干预后,1955年才得以回国。
  钱学森最先提出我国火箭导弹技术发展实施方案,并长期担任技术领导。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他是迄今中国获此殊荣的唯一科学家。西方认为,钱学森回国使中国至少提前20年拥有导弹。因此,他也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
  郭永怀,应用数学和空气动力学专家,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45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校及在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工作。1956年11月回国,先后任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和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他的研究和贡献涉及许多重要领域,如爆轰物理、爆炸力学、高超声速流动、高压物态学、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核弹武器化、地空导弹、人造卫星等。
  1968年10月,中国计划进行首次含钚的热核航弹试验,郭永怀赴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制订试验方案。当年12月5日,郭永怀携试验方案从兰州乘机回京汇报、审批。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时坠毁,机上乘客和机组共13人全部遇难。清理现场时发现,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遗体紧紧抱在一起,衣服大半已经烧焦。将二人的遗体艰难地分开时,掉出一只完好的公文包,里面就有热核试验的方案。
  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同年12月27日,即郭永怀牺牲22天后,中国首次含钚的热核航弹空爆试验获得成功。
  建国以后归国、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还有吴自良、王希季、陈能宽、杨嘉墀、姚桐斌、孙家栋6人。除了这些国外归来的科学家,“国产专家”于敏、周光召,对研制核弹发挥了关键作用。
  于敏,理论物理学家,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51年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后,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研究原子核理论。1961年1月12日,钱三强授命于敏开始氢弹原理理论探索;1965年于敏调入核武器研究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设想,发挥了关键作用。
  钱三强说:“于敏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获1975年诺贝尔物理奖的丹麦物理学家A·N·玻尔说:“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周光召,理论物理学家,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入北京大学、师从彭桓武读研,1954年通过研究生论文答辩,留校任讲师。1957年至1961年2月,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等基础研究。1961年5月调入核武器研究院,先后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领导并参与了爆轰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二维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为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为核弹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未获“奖章”亦光荣

  奖章属于那23颗最耀眼的星,但光荣属于每一个人。黄祖洽,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0年清华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先后在近代物理所、原子能所从事反应堆理论、核潜艇用反应堆理论设计、氢弹理论预研、原子弹设计中所需状态方程、中子输运、中子引爆装置等的理论研究和加强型弹的理论设计工作。1965年参与氢弹的理论突破,并领导一些型号氢弹的理论设计。他是我国唯一一位同时参加原子弹、氢弹原理探索和战略核武器研究设计的科学家。
  杨承宗,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46年赴法国居里实验室读研,1951年获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同年10月回国(带回伊·居里夫人赠送的10克碳酸钡镭放射性标准源)时,向钱三强报告约里奥·居里要他带给毛泽东主席的口信:“你们(中国)要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先有原子弹。”1951年至1960年,杨承宗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从事放射化学研究,1961年至1969年,任北京铀矿选”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全所技术工作。他领导提炼,并提前3个月交出首颗原子弹所需的2.5吨纯铀化合物原料,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因组织关系在中国科技大学,不在核工业部,因而嘉奖首次核试验有功人员时他未获奖。
  王承书,女,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4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1956年回国。46岁时受命赴兰州同位素分离工厂,任扩散机总设计师,奠定了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理论基础,但也因此与丈夫(张文裕,一直在北京高能物理所任职)分居20年,去世前,她在遗嘱写道:图书资料留给本单位,10万元存款捐给“希望工程”,余下的1722.88元交最后一次党费。
姜圣阶,化学工程专家,195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同年回国。1963年至1975年任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总工程师,领导、组织核燃料工厂的设计和运行,为研制核武器关键部件作出了重要贡献。
  曹本熹,核化工专家,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1946年获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化工系研究院博士学位。回国后,1948年参与筹建清华大学化工系并任首届系主任;1953年参与筹建北京石油学院并任副院长。1963年调任核工业部核燃料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参与铀化工转化、热核材料生产、核燃料后处理和核废物处理等多项重大试验和工程项目的领导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病逝两年后,作为主要完成者之一的“氢弹突破及武器化”项目,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彭士禄,核动力科学家,彭湃烈士之子,3岁丧母、4岁丧父,8岁入狱,10岁流浪乞讨。1939年夏,14岁时参加东江纵队抗日。1940年,周恩来派人将他和另外一些烈士子女找回延安读书。1951年经考试选拔赴苏联留学,1955年以全优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1958年回国。1961年至1964年,在中科院原子能所核动力室工作。
  1959年10月,毛泽东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965年彭士禄调入核工业部。1967年至1971年,任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基地副所长兼总工程师;1971年至1973年,任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1971年任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1974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交付部队。
  1983年彭士禄任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他说:“我一辈子只干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编辑:李雷)


十万人一篇大文章

周世光

  周光召说:“如果把制造原子弹比作撰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不下10万人写出来的,而我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这是周光召的谦虚,但同时也反映出一个客观情况:铸造中国“两弹一星”的,是一个庞大集体,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们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一颗“争气弹”

  1959年6月20日,苏联正式通知中国,停止提供原子弹资料,公开撕毁协议,不久又撤走全部援华人员。苏联专家说:“我们走了,你们十年内别想搞出原子弹!”中国人民不信邪!索性将研制原子弹定名为“596”工程。全国上下26个部委,20个省区市的900多单位参与协作,用5年时间爆响了首枚原子弹。毛泽东说:这是一颗“争气弹”!
  从核试验基地生活区马兰到大气层核试验场的路,是千百位战士拉着钢筋浇上混凝土的“压路机”修成的。地下核试验竖井深达数百米、上千米。挖一口井需要一年至一年半时间。战士们身着棉袄、外罩雨衣,在不到一辆公交车面积的作业面内开挖,还要对付流沙、地下水,每个“班”都长达8个小时。
1960年11月5日、12月6日和16日,仿制苏联的3发近程地地弹道导弹使用国产推进剂,全部试射成功。中国决定自己研制中近程导弹。受“大跃进”思潮影响,一些人提出“三年打到太平洋,五年放个小月亮”的口号。设计人员按苏联图纸简单放大,一个月就完成总体设计方案,未检验各分系统的可靠性、未作综合集成检验、未作弹体震动稳定性试验、未作地面试验,就把试验弹拉到酒泉试射。1962年3月21日,试验弹发射升空69秒后坠毁于距发射架680米处,地面炸出一个深4米、直径22米的弹坑。
  发射试验失利后,钱学森立即从北京赶往酒泉,稳定研制人员情绪、主持查找原因。他反复强调,“导弹是综合系统工程”,要抓好每个环节的质量。随后,设计人员用2年多时间修改了设计方案,加工制造人员认真对待每个环节、每个零部件、分系统,还做了17项地面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
  1964年6月29日,真正由中国人自主设计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在酒泉首次试射成功;7月9日、11日又成功发射两次。
  研制“两弹一星”的关键时期恰逢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困难。核武器研制人员的伙食标准也是“2611”——每人每月26斤粮,每餐1个馒头、1角钱干菜汤。灾荒年过后的1962年春节,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国宴”,请1000多位科学家,每人吃一小碗红烧肉。

共同奋斗的事业

  建设酒泉导弹试验基地和新疆核试验基地的工程兵,分别是6万多人和10万多人。
  从铀矿开采、铀化合物提炼、核燃料化合物生产、铀同位素分离到核武器元部件制造,需要上百家工厂、研究所,几十万人的辛勤劳动、精心呵护。
  原子弹雷管由西安某厂生产,每个批次1000多枚。从多批次产品中选出数据最好的一批,送往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可靠性与同步性试验。正式用于核试验的每一枚雷管,都做了X光测试。首次核试验用了50枚雷管。
  中国全部46次核试验中,有30次进行了“效应试验”,累计参试的总参、空军、中科院等大单位26个,参试者十多万人次。
  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人数至少一万。直接参加导弹核武器试验的有酒泉基地、核试验基地、核工业部、航天部、空军等17个大单位的数千名人员。
  为了保证试验指挥通信的安全畅通,每次“两弹一星”试验任务都要调用全国一半以上的线路。从试验场区到首都北京、到每个观察站点和测控站,每根电线杆下都有武装民兵守护,最多时达数十万人!
  截至2014年4月5日清明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有727座坟;新疆核试验基地的马兰烈士陵园有370多座坟。那里分别安息着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解放军官兵、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其他有关人员和家属。是的,科研工作,特别是铸造“两弹一星”不只是在实验室,它需要研制人员奉献青春、热血,甚至生命。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首次原子弹塔爆成功。5分钟后,郭洪礼、李传森机组6人驾驶15503号伊尔-12运输机起飞,两次穿入7千米上空的蘑菇云中8至9秒,冒着伽马射线的“枪林弹雨”、受放射沾染的危险取样,获得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试验数据。该机组荣立特等功,机组成员每人记一等功一次。有人统计,1964年至1980年,中国大气层核试验空中取样共动用飞机、直升机200多架次。
  1964年10月17日、首次核试验第二天一早,参试的防化兵就进入地面爆心区摆放仪器设备。随后持续20多天早进晚回,中午不吃不喝在场内看守仪器、记录数据,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试验资料。核试验基地研究所七室的取样组,从1964年一直工作到1996年9月29日,中国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
1971年12月30日,空军某师彝族团长杨国祥奉命驾驶强-5甲型飞机,往新疆核试验基地空投中国首枚实战核弹。但他在靶区上空先后三次按投弹电钮,投掷装置均无动静(事后查明是核弹推送装置出现故障),试验失败。地面1.5万多名参试人员奉命进入地下防护工事。在仅剩30分钟油料时,杨国祥以超常的心理素质、熟练的驾驶技术,带核弹安全返航(经周恩来电话批准)。1972年1月7日,杨国祥不畏7天前的失利,再次驾机升空,一举投下核弹,我国首次投掷实战核弹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1975年10月27日,第二次平洞核试验起爆后不久,时年57岁的程开甲、51岁的朱光亚,穿着防护服,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率领几百名科技人员冒着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钻进刚刚开挖的直径80厘米、随时有塌方危险的坑道,爬行10多米长,进入爆心点实地考察,仔细观察、取样、测试,取得了“地下核试验现象学”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和数据。
  1988年,已经62岁的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乘坐核潜艇在南海参与最大潜深试验。随着深度增加,巨大的水压使艇身多处发出巨大的声响,让人毛骨悚然。黄旭华镇定自若,安慰艇员、指挥参试人员记录有关数据,直至下潜到300米,获得最后胜利。他是全球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亲自参加潜深试验的第一人。

协作攀登

  人多力量大,但关键是能协作好,否则一盘散沙各自为政,就很难形成合力攻克难关攀登高峰。
  天然铀主要含两种同位素:铀238,占99.276%;铀235,占0.7196%。必须用人工方法,将铀235浓缩到90%以上,才能用作原子弹的核装药。用气体扩散法、以工业规模分离出铀235同位素,其关键部件是甲种分离膜。研制分离膜涉及粉末冶金、物理冶金、机械加工、金属腐蚀等多项综合技术。当时,只有美、英、苏三国掌握此技术,但都被列为国家最高机密。
  1960年夏,国家把研制分离膜元件的任务交给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长吴自良领衔,组织北京原子能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等单位的50多位科技人员攻关,项目代号“真空阀门”。尽管此前都未接触过此领域,但他们从零开始,加班加点苦战3年,在经历无数次失败后,终于在1963年底研制成功铀分离膜;中等规模批量生产后,及时交付铀浓缩工厂、按时生产出合格的核燃料,确保中国首颗铀235装药的原子弹按计划于1964年10月爆炸成功。
  在原子弹总体力学计算中,有个重要参数的计算结果与一般概念相比误差超过一倍。当时,核武器研究所还无计算机;用算盘、计算尺、手摇计算器计算,工作量很大、极其费时。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人员三班倒、昼夜加班计算了九次、反复验证,仍是同一结果。1961年5月,周光召调任该所理论部副主任后,立即从理论上分析证明了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并请数学家周毓麟等人用有效的数学方法和计算程序,在中科院计算所的104计算机(一万次/秒)上计算;其结果也完全符合。因此确认该参数有误,应采用我们自己的计算结果,从而突破了研制原子弹的难关。
  在紧锣密鼓准备爆炸首枚原子弹时,中国的氢弹研制已经先行。1960年12月,钱三强授命中科院原子能所四室的黄祖洽组织轻核理论小组;1961年初,于敏、何祚庥等奉命加入。该组最多时有40多人,4年内提出研究报告69篇。一次,国外刊物报道了一个新的实验截面数据,非常理想,但却高得令人意外。要鉴别其真伪,必须重复做实验。于敏经过两天的分析论证,并对自己的推导和计算进行了缜密的思考和检查后,认定此数据是假的,是误导,不必实验验证。后来,国外有人做实验证实了于敏的判断。这意味着中国研制氢弹节省了巨额经费和提前了两三年时间。
  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后,1965年1月,该小组黄祖洽、于敏等30多人调入核武器研究所。2月,朱光亚、彭桓武主持,邓稼先、周光召等人制定了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1965年9月,于敏带领60多人赴沪,利用华东计算所的J501机(5万次/秒),日夜倒班,用100天时间的计算,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优化设计方案,并发现了轻核自持聚变反应的关键物理因素和方法,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次年6月17日,中国首枚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64年6月29日,“东风”-2号(DF-2)近程弹道导弹首飞成功,但因发射场气温高,液体推进剂加不到预定量,导弹射程达不到设计指标。中尉王永志建议院卸出600公斤燃料、减轻起飞重量。众人一致反对。钱学森力排众议,支持并采纳了这位年轻留苏科技人员的逆向思维,使第二次和以后三次的导弹试射均达标。
(编辑:李雷)


永远铭记那些舍生忘死的“两弹一星”人


  • 钱绍钧,1956年北京大学原子能系(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首届毕业生。1966年起在新疆核武器试验基地工作了24年,夫妻两地分居;曾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授少将军衔。同事们归纳了他有“六个最”:吃饭最晚,睡觉最少,工作最多,工作时间最长,参加核试验次数最多,受核辐射剂量最大。被誉为“吃放射线最多的人”。
  • 马国惠,1965年哈军工原子工程系毕业,1966年3月赴新疆核武器试验基地一干就是30多年。1966年12月28日、中国氢弹原理试验前夕,他和马淑琴等人在托举氢弹的110米高铁塔上连续工作了20个昼夜,被称为“头顶氢弹睡过觉的人”。
  • 林俊德,爆炸力学工程专家,196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从事核武器研制试验52年,参加了中国全部46次核试验。查出癌症晚期后,他说“我是搞核试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仍以超常的意志,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 胡文全,哈军工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就分配到酒泉基地,一直在此工作28年,直至54岁英年早逝。他是葬入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的第一位高级工程师。
  • 宋大本,高级工程师,在核武器研究院默默无闻工作了25年。1988年为完成某核试验方案的论证,虽已查出癌症晚期,仍坚持在半年内挤火车、坐硬席出差81天。51岁英年早逝。
  • 王来烈士,1965年10月20日,酒泉基地发射阵地附近,推进剂意外失火燃烧。战士王来临危不惧,抱起着火的燃料桶奔向戈壁滩,英勇牺牲;身后留下38个焦黑的脚印,战友和设备都安然无恙。
  • 刘海林烈士,核试验基地工兵第124团战士。1979年8月,该团修路工地出现“哑炮”,他排除了第一、第二颗后,第三颗哑炮突然爆炸。刘海林牺牲时年仅19岁。
(刊发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世界军事》2015年第7期总第319期,由周世光教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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